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正月是旧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元月的十五日是一年中的首个月圆之夜，由此名为“元宵节”。据道教“三元”的说法，这一天又为“上元节”。民间风俗中，人们在这一天赏花灯、闹花灯，所以也称“灯节”。
正月十五溯源
正月十五的风俗，早在西汉时期已有文字。太史公《史记·乐书》有言：“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即指汉武帝在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唐代《初学记》引此典故，并在其后注文曰：“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可见唐人已将汉代记载奉为正月十五风俗的雏形。
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正月十五风俗的形成有着推动作用。汉明帝永平年间，皇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该风俗也随着佛教文化的影响及后来道教因素的加入而在全国范围传播扩散。
南北朝时，此风俗已成气候，至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隋书·柳彧传》记载：“每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唐刘肃《大唐新语》记：“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臣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诗人苏味道有诗赞之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新唐书》中更是描绘了开元年间的此风俗之盛：“明皇开元元年，正月十五日至十七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妙简长安，万年三县，少女少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婢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欢乐之极，始未有之。”其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可见一斑。
宋代沿袭唐之遗风，节庆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元宵赏灯持续五天，灯的样式繁复多样，逛灯市更是一件赏心悦目之事。范成大有诗云：“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元代曾一度取消灯节，至明清又重新恢复。
由此，吃元宵、赏彩灯、闹花灯成了正月十五特有的民间风俗。在此基础上，天津又融入了地方特色，并逐步传承发展，成为津味年俗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鼠猬驮宝来
在笔者童年的记忆里，每到正月十五，姥姥家的供桌上除了供果、花糕、点心外，还会增添几个“老鼠”“刺猬”。它们用面团捏制，或长或圆，以红豆嵌眼，再用剪刀剪出背上的刺，或捏或塑，口足即成，上屉蒸熟，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有时，还做元宝，放其背上，取“鼠猬驮宝”之意。当天供在佛前，名曰“上元供”。
另有一说，见于《醒俗画报》中《供品特色》一图。图上题字：“正月望日，居人用面作刺猬、老鼠，又作元宝形，驮其背上，蒸熟置于户枢之上，并供于仙佛及祖先龛之中。供时令头向外，午后则令头向内，取其将元宝驮进之意。”
在老人们眼中，这些“老鼠”“刺猬”并非凡物，是神仙的化身。津沽民间有崇拜“狐(狐狸)、黄(黄鼠狼)、白(刺猬)、柳(蛇)、灰(老鼠)”五大仙的传统。老鼠、刺猬位列其中。上元节前夜供奉二仙，意在求财。冯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也曾写道：“俗尚原无理可推，人情大半为求财。谷糠未引钱龙至，鼠猬先驮宝藏来。”“谷糠未引钱龙至”指的是二月二龙抬头，以谷糠引钱龙的风俗。而“鼠猬先驮宝藏来”就指正月十五的鼠猬驮宝。
前不久，笔者翻阅老报纸，在1935年2月18日《大公报》刊载的《元宵节之本地风光》一文中看到了对供奉老鼠、刺猬的另一种解释：清代，津城海光寺香火旺盛。每逢年节，必备素宴，供奉佛前。这些虽是素食，但均模仿荤菜外形。乍一看来，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这在行内名为“素菜荤做”。某年上元节，一位信士弟子专程来寺，求香拜佛，并供上素菜一桌，以示虔诚。一夜醒来，满桌菜肴，全然不见。此人大为恼火，疑是僧人偷嘴，来找住持理论。事出离奇，又无真凭实据，住持也不敢乱下定论，只得于佛前求助。谁料翌日清晨，烛台上竟有老鼠、刺猬各一，像是负荆请罪，死在烛台之上，人们才明白事情原委。原来这桌素菜是被这老鼠、刺猬吃去。这天恰是正月十五，津沽百姓都认为是神佛显灵，后来家家都将供品制成老鼠、刺猬的形状。用今人的眼光来审视，这样的说法未免迷信。但纵观全国，多地民间都流传“老鼠娶亲”的说法。这种具有童话色彩的故事，在彰显善良美好人性的同时，也表达了人们禳灾祈福的追求。甚至鲁迅先生也曾将《老鼠娶亲》的年画贴在窗前，并在散文《猫·狗·鼠》中写道：“别有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
如今，制作“老鼠”“刺猬”供品的家庭日渐减少。不过笔者也发现，很多津城的面食礼盒中能看到老鼠、刺猬的踪影，也算是老年俗在新时代的延续吧。
商铺斗彩灯
津俗由旧历正月初一起直至正月十五为止，在这半个月内统称“正月节”。在正月节中，因为正月十五是除夕后的第一个大年节，所以这一天又是最热闹的日子。当年，各种龙灯、狮子、中幡、高跷、法鼓，一起出动，竞相上街，成为庆贺佳节的一道风景。各大戏园子里也要上演应节大戏，如《洛阳桥》《上元夫人》《元宵谜》《大闹花灯》等，增添喜庆气氛。
正月十五又称“灯节”，自然少不了“灯”。上元之夜，一轮皓月下，家家户户要张灯结彩，各大店铺搭建彩灯，一来为自家买卖增光添彩，二来也起到广告效应，宣传生意，扩大影响。逛灯也成为津沽新春的一大风俗。清末民初，天津卫的繁华所在，当数估衣街一带。各大商铺，早就摩拳擦掌，预备整齐，灯节一至，各种花灯争奇斗艳，五光十色，灯火辉煌。及至近代，多以活动机关，让其通电，电灯一明，则各样彩灯自相转动，装点得津城如不夜之城。逛灯的红男绿女、老老少少拥挤于途，水泄不通，真有“排山倒海”之盛。张焘在《津门杂记》写道：“沿途除路灯外，又张挂壁灯，人物写生，竟有出自名手者，并有骚人编悬灯谜，倩人摹射，以遣雅兴。游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给，或品画工，或猜文虎，到处流连，诚乐事也。”
《大公报》记者曾亲临估衣街赏灯，并作《火树银花中之一瞥》发表于1923年3月3日的《大公报》上，其中对各商铺的彩灯有细致入微的介绍，这些彩灯尤以瑞蚨祥的为佳：“瑞蚨祥院中，正中悬灯塔一座，左右壁满嵌大幅画屏。所绘人物布景等。已极工细。其楼上开放，任人观览。前面用绢制一万寿山模型，楼阁巍然，路经曲折，不啻身入其中。后面正中系一大轴万寿山图。长方约一丈五六尺有奇，两旁大玻璃橱，均悬彩画，所绘山水树木楼台亭阁，均跃然纸上。诚佳作也。”如此别出心裁、独具匠心，也就难怪《津门杂记》中有诗赞叹：“时新宝炬嵌纱绫，比户同游约旧朋。万巷儿童呼赏月，满城楼阁尽悬灯。花开火树三千本，地涌鳌山十二层。今夕人天同不夜，晴云未掩一轮冰。”
童子戏花灯
2017年，笔者在中国美术馆的“杨柳春风——中国美术馆藏杨柳青古版年画精品展”中见到一幅名为《共庆太平春》的年画。其为版印笔绘，约制于清光绪年间，贡尖尺幅。图中汇集仕女娃娃、男女老幼，各色人物手持花灯。画面正中，一座木楼上挂满彩灯，绿树掩映中，隐约可见其上“太平春”的匾额，点明主旨。周遭的各店铺、人家，门前宫灯、檐下烛灯、墙上灯箱，点缀其间，五彩斑斓，似乎让百余年前正月十五闹花灯的场景定格于时空之间。
最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画中的各色花灯。孩子们嬉戏时打着西瓜灯、小猫灯、秋蝉灯、蝈蝈灯，仕女们打着荷花灯、白菜灯以及绘有四时花卉、各种形状的纱灯，男子们即将送出的金鱼灯，实在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历史上的花灯真的有这些美妙多样的造型吗？还是画师们通过想象进行了艺术加工？
直到笔者在1935年2月9日的《大公报》上读到了《街头赏灯录》一文，才找到了答案。文中列举了当时较为常见的花灯式样：“一个大大的金鱼，红红的鳞，头上面装着大金眼；小彩篮里横卧着一头青黑的大肥鱼，在它的肚子上面开了一个口，两旁装上螺丝，一拿起来，抖抖颤颤，很有意思；一个绿油油的瓜，旁边坐卧着一个稚气频生的小猫，仰首翘望着对面的三四蝴蝶，够上十足的诗意味；雄赳赳的蝈蝈，用那白刃刃的牙齿，在吃一棵大白菜；黑脉的蝉儿，直首望着天，很有恬静美。”经这一提示我才发现，制作灯笼的扎彩匠们，不仅在追求塑造动物的栩栩如生，更力图赋予其诗情画意和人文气息。孩童们以这些独具特色的民间手工艺为玩具，潜移默化间也是在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此外据文中介绍，当时的市场上，还迎合新事物的发展，别出心裁地设计出新样式花灯，如小车灯“像街上的趟子车一样，用圆木片的小车轮，驳动钢丝，走起来叮叮地响，最受小孩们欢迎”，甚至还有火车灯，都为孩子们了解新鲜事物提供了帮助。
旧时的正月十五之前，市面上的铺户有些虽已开张，但掌柜们大多打着年盹儿，再加买卖萧条，也挣不上几个钱来。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卖花灯的货摊。那些花灯五彩斑斓，点缀着市集。清代诗人龙震一定曾于这灯海之中游走，这才有了《买灯行》一诗：“春日晴，春夜明，上元家家乐太平。海门灯市如海市，新奇变化年年生。到处俱择巧式买，无灯不用机心成。卖者贪实利，买者图虚名。未到上元前数日，灯市已见人纵横。今日收者明日放，去年贵者今年轻。老夫买灯钱无有，有钱但买灯前酒。春野踏遍踏春城，不向金鳌背上走。”(收录于《玉红草堂诗集》)
在津城有一句歇后语：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这里取“旧”与“舅”二字谐音。字面意思是，外甥打灯笼，照着舅舅。隐含着形容事情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化。也正因这句歇后语，常有舅舅在正月十五买彩灯送给外甥、外甥女。
上元之夜，胡同巷陌，孩子们三五成群，打着自己心仪的花灯，走街串巷，引以为乐，同时还唱着“手打灯笼都出来，不打灯笼抱小孩……”这样的歌谣。刘炎臣先生就曾感慨道：“每逢耳边厢听到这样的歌声，就令人回忆起来孩童时代，青春难再，驻颜无术，令人不禁生有‘百岁光阴一刹那，人生那得几时欢’之感了！”
